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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美国人从20年代早期到30年代早期了解苏联的一个主要渠道并为此或普利策奖。他预言斯大林将打败反对派,成为领袖,并废除新经济政策;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个至今仍在使用的政治概念;作为西方记者,他深知如何左右逢源地报道苏联;他估计大饥荒饿死了1000万但在报道中对此轻描淡写;他知道大清洗的受害者是冤枉的,但却发明了“俄罗斯灵魂”的玄谈来为审判辩护;他的名言“要做鸡蛋馅饼就必须打破鸡蛋”现在成了为形形色色的斯大林体制辩护的经典。他,就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 杜伦迪 。

 

 

1933年11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後不久,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时距十月革命已有16年了。美苏建交是当时重大的国际事件,苏联派出了以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建交协议。

 

当这个代表团访问纽约的时候,纽约商界在华尔道夫饭店设宴款待,1500位美国各界名流出席了宴会。当宴会的主持人一一报出那些显贵的姓名时,会场上响起了礼貌的掌声。但当主持人念到瓦尔特.杜伦迪的名字,并介绍他是"为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的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时,全场起立,掌声象潮水一般涌向一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拄著一条木制假腿的汉子。

  

        杜伦迪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会受到如此礼遇?

  

杜伦迪是美国《纽约时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从20年代早期开始,他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报导吸引了无数美国读者,在一个新闻来源有限的时代成了很多人了解苏联的最重要渠道。在当时的美国人中,要谈论苏联而不提及杜伦迪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美国政府中没有专门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因此象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社的驻外记者便在政府决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关於承认苏联的问题,美国政府拖了很久,而民主党的罗斯福一上台就解决了。罗斯福就是杜伦迪的长期忠实读者。

 

  杜伦迪的苏联报导为纽约时报赢得了无数读者,也给这份报纸的自由派立场增添了左派色彩,当时的《纽约时报》因此有"纽约上城的工人日报"之称。他的苏联报导也为他自己带来了声誉。还在美苏建交之前一年,他就获得了创办不久的普利策奖,成了纽约时报第一个获得这项奖的记者。在美苏建交後,杜伦迪苏联报导的精华由纽约维京出版社结集出版,精装行世,书名就叫《杜伦迪报导的苏联》。除了报导苏联,杜伦迪还出版了关於苏联的专著,有一本叫做《斯大林有限公司》,副标题是"政治局--领导俄国的人"。在对苏联的研究尚未成为专门学问的时代,杜伦迪不但是个记者,而且俨然成了苏联问题的权威。

 

  然而,物换星移,数十年後,纽约时报却对杜伦迪的名字避之唯恐不及。杜伦迪其人其事不但不再象征著美国驻外记者的辉煌业绩,反而成了谎言和欺骗的同义词。很多人甚至向纽约时报要求把授给杜伦迪的普利策奖退还给这个委员会,以维护这个奖的名誉。1990年,一个英国女作家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後出版了一本杜伦迪的传记,书名就代表了这个作家对杜伦迪的评价,叫做《斯大林的辩护士》。

 

  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为斯大林辩护决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罪名,就象今天仍然有左派报纸杂志自命为大洋彼岸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传人而照样上市行销一样。杜伦迪的名字之所以在今天变得臭不可闻,不是因为他为苏联辩护,而是因为他用新闻记者的笔编造了无数谎言,掩盖苏联的真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迎合美国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签证风波—布尔什维克的第一堂政治课

 

杜伦迪是英国公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後一段时间里,他担任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报导战後西欧的重建以及中欧的革命和动荡。当时苏俄把所有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都赶了出去,因此布尔什维克究竟在俄国干些什么,不要说西方的一般读者,就是派驻欧洲的记者也并不很清楚。远在巴黎的杜伦迪自然也不例外。

 

1921年夏天,由于连年内战和实行向共产主义穷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俄陷入了史无前例的饥荒,上千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列宁无可奈何,只好向西方求援,用资本主义的粮食挽救共产主义革命。在他的示意下,以高尔基为首成了一个由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和前政府成员组成一个非官方委员会,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得到粮食,药品和衣物。美国的战後救济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其中之一是让西方记者进入俄国采访,把了解到的灾情报导回国内,这样公众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机构组织的救济活动。

 

在苏俄同意让外国记者采访後,西方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们立刻赶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苏俄和美国代表在那里就粮食救济行动举行谈判,同时苏俄向西方记者发放签证。1921年7月,杜伦迪受纽约时报总部的派遣也来到了里加。但他没有想到,苏俄付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把他的名字从申请签证的外国记者中划掉了,因为杜伦迪曾经发表过对苏俄诽谤性的报导。

 

杜伦迪感到十分冤枉。他过去关于苏俄的报导的消息来源根据都是第二手材料,很多都反映西方政府的观点,多数西方记者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单单他要被挑出来做替罪羊呢?

 

李维诺夫显然没有时间听杜伦迪辩解,或许他本来就要找一个杀一儆百的机会,给急于进入苏俄的西方记者一个下马威。当时云集在里加苏俄新闻代表处等候签证的外国记者都认为杜伦迪已经没戏了。但不久之後,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杜伦迪忽然得到了苏俄的签证,在很多人还在和苏俄官员打交道时,杜伦迪已经比他们先动身去苏俄了。

 

杜伦迪为什么能绝处逢生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和他8月1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导有关。这篇报导的题目是"列宁放弃了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所有制",在其中他引用了苏俄官方于8月9日公布的有关法令,宣布放弃对很多经济部门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垄断。杜伦迪在报导中夸张地说"列宁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当然他也提到一些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仍然由国家控制,但他又说这些部门在西方国家在战争时期也是由国家控制的。

 

列宁当然没有抛弃共产主义,他抛弃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正在转向新经济政策,要利用资本主义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共产主义试验。列宁是政治实用主义渗入骨髓的人,他懂得当务之急是让西方人告别革命恐惧,把布尔什维克当作有理性的可以打交道的政府,从而把他们的钱,技术和救济物资投到苏俄来,因此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来得正好。

 

此时此刻苏俄正需要杜伦迪式的夸张,正唯恐杜伦迪不说他们已经告别革命和抛弃共产主义。

 

同时,杜伦迪把苏俄对重要经济部门维持国家控制的政策和西方国家在不久前的战争期间实行的国家控制相提并论,这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绝好解释:就连剩下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了。

 

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宫的大人物在读到这篇报导後一定会对这个杜伦迪充满兴趣,杜伦迪的签证申请从红灯忽然转为了绿灯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杜伦迪并没有这样聪明。对于如何讨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类似的主人欢心或者避免触到他们的痛处,後来的西方记者有成套的把戏。但在1921年,当西方记者第一次获准前往苏俄时,谁都不知道怎样和它打交道,谁都不知道它究竟吃哪一套不吃哪一套。

 

在杜伦迪自己也觉得去不了苏俄时,是他的社交能力帮助他绝处逢生。他在里加的苏俄新闻代表处有一个叫马柯夫的朋友,这个布尔什维克官员原来在英国受过教育,对杜伦迪的处境十分同情。当苏俄公布在某些领域放弃国家所有制的法令後,他立刻示意杜伦迪这个政策的重要性,并帮助当时还说不了几句俄文的杜伦迪把有关文件翻成英文。这样,才有了纽约时报那篇改变了杜伦迪命运的报导。因此,杜伦迪的成功并不是瞎猫撞上死老鼠。

 

杜伦迪的签证波折无疑给他上了有关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第一堂必修课。

 

  敏锐的观察,片面的报道

 

杜伦迪得到苏俄的签证后,于1921年8月进入苏俄(不久改称苏联),开始了他长达近20年的苏联报导生涯。苏联是一个外国记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国度,在这里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办的报纸以外没有其它媒体,除了政府发布的消息没有其它公开的新闻来源。不但如此,苏联当局不准外国记者直接对他们所属的新闻单位发稿,外国记者的新闻稿件必须先送到政府的新闻办公室去审查,然后才可以通过苏联的电报局发出去。在审查过程中外国记者的原稿中被认为有损苏俄形象的段落被用蓝笔划掉。在苏俄审查官中有一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投身俄国革命的美国人,他更干脆,不用蓝笔而剪刀直接把这些文字剪掉。

 

 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新闻工作,外国记者都得学会话中有话和弦外有音的艺术。杜伦迪也不例外。

 

杜伦迪刚开始报导苏联时,主题是苏联的饥荒,虽然这是苏联的黑暗面,但却是布尔什维克允许的,为的是向西方要援助。后来他开始报导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农民,很多报导还是很生动客观的。例如有一篇报导描写一个苏联农民把出售剩余农产品挣的钱藏在床垫子里面,但第二年发现由于通货膨胀,那点钱还抵不上原来塞在床垫子里面的马毛,他一气之下把这点钱全买了伏特加,喝得烂醉。

 

然而这些报导并不是使得杜伦迪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团中鹤立鸡群的东西。杜伦迪的声望来自他对苏联政治形势发展的估计。当很多西方记者进入苏联后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是满目疮夷,布尔什维克完全依靠暴力在统治时,都预言这个政权不会维持很久,但杜伦迪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在俄国长期掌权;当列宁的继承人问题扑朔迷离,很多人都把宝押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些声望和资历仅次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大老时,只有杜伦迪早在1923年一月就认定斯大林是未来的苏联领袖;当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看来胜负难分时,杜伦迪又早在1926年夏天就预言托洛茨基将被彻底击败。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很多美国资本家在苏联投资。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哈里曼的,1926年底前往苏联,准备扩大自己的投资,签一项为期20年的合同。但在和杜伦迪深谈过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从杜伦迪谈话中得到的信息是:斯大林将会废除新经济政策。哈里曼后来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纽约州长。

 

不但如此,早在1931年6月,杜伦迪就提出了后来被广为使用的概念"斯大林主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统治今天俄国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尽管在当时其内涵和后来普遍使用的那个斯大林主义还有区别。

 

对于一个驻外记者,杜伦迪对苏联的这种观察无疑是敏锐的。但在他的报导中从来没有苏联农民在强迫集体化政策下受难的情景,也没有成千上万被迫迁移到西伯利亚去的所谓富农的命运,尽管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一切。在1930年一次前往苏联中亚地区的旅行中,他第一次看到了被强行遣送的富农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塞满了一列深灰色的列车,每节车箱只有几孔很小的铁窗,周围站著持枪的警卫。他写道:"透过铁窗可以看到憔悴的男女和儿童,或者一个母亲抱著婴儿,绝望地向窗外伸出双手讨一片面包或者一根烟卷。当时还是四月底,但已经可以感觉到从狭小的车窗里散发出来的热量和令人窒息的恶臭。他们已经在路上十四天了,还不知道究竟要被送到哪里去,或者这对他们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就象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不是野兽而是牲畜,痛苦的眼睛里仍然充满了忍耐"。

 

可惜的是,这些描写并不是在他当时的新闻报导中,而是出现在数年后出版的自传里。在不无同情地描绘了这些被遣送的富农的悲惨遭遇后,杜伦迪笔锋一转,说这些人是"垃圾和残渣,前进道路上的牺牲品"。

 

“俄罗斯灵魂”的玄谈解释大审判

 

1936到193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所谓大审判的年代,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公开承认了间谍和叛徒的罪名後被送上断头台。当西方世界就这些人是真的有罪还是被迫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争论不休时,杜伦迪又以俄国问题权威记者的身份提出了他的独特解释。

 

在为美国新共和杂志写的文章中,杜伦迪认为这些被告是主动认罪的。为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解释:“俄罗斯灵魂”。

 

他说如果西方人觉得难以相信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俄国人特殊的气质。杜伦迪劝这些人读一读陀斯妥也夫斯基,因为在他看来,这位俄国大作家的作品揭示了俄国人灵魂中一种神秘的特质,即愿意主动承担自己没有犯下的罪孽,而在其它民族的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当少数人愿意作出冷酷无情的自我牺牲,多数人才能避免受苦受难。因此,这种对罪孽的承认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尊贵,认罪者把一些肮脏的罪名揽到自己身上之时,也就是整个民族从这种罪孽中解脱出来之日。

 

杜伦迪说这就是"用恶的手段去达到善的目的"这种超级美德的表现。

 

杜伦迪的这篇文章发表後立刻引起西方读者的反响,发表这篇文章的新共和杂志收到了众多的读者来信,起先杂志还选择刊登了一些,後来由於来信过多,杂志不得不宣布在没有新的证据前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杜伦迪的观点也引起了反斯大林的人们的愤怒。文章发表一周後,托洛茨基在美国纽约发表的一篇书面讲话中,驳斥了这位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的离奇的高论。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下已经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杜伦迪却用"俄罗斯灵魂"的玄谈把这个疯人院粉饰成道德修炼的圣地。托洛茨基说杜伦迪的这种解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从表面上看,杜伦迪的这番关於"俄罗斯灵魂"的玄谈暗示了大审判的罪名是不真实的,但实际上他是说罪名的真假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正在以牺牲一部分道德上最优秀的成员为代价来救赎整个民族。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牺牲者和迫害者在合演一出悲壮无比的历史正剧,而只有懂得"俄罗斯灵魂"的人才能参透这出悲剧的真髓。

 

杜伦迪自以为这番玄而又玄的高论对斯大林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又引来了托洛次基的攻击,苏联方面不至於拿他怎样。但他没想到的是,苏联新闻审查官拒绝签发他的报导,所有其它人的报导中如有引用他的观点的一概删掉。

 

为什么?因为在斯大林等人眼里,杜伦迪等於把大审判中的罪人暗示成耶稣基督,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对"俄罗斯灵魂"最意想不到的反驳来自於被杜伦迪认为最能代表了这个"灵魂"的人:布哈林。

 

布哈林在法庭上发表的长篇自供中,强调说在自己决定认罪的过程中,心智始终十分清醒,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斯拉夫灵魂"或者什么宗教精神或者古代迷信在从中作祟。他自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认罪伏法是唯一下场,任何其它猜测都是荒谬可笑的。

 

   “要做鸡蛋馅饼,就必须打破鸡蛋”—报道集体化和大饥荒

 

30年代初,当苏联大饥荒的消息在国际新闻界开始流传时,一直回避报导这件事的杜伦迪受到纽约时报总部的催促,要他调查新闻来源。这时在杜伦迪的报导中开始出现食品短缺,营养不良和部分地区人口减少的消息。当很多人都在估计饿死的人数时,杜伦迪也给出了一个200万左右的数据。但他说他要用第一手材料去证实这些传闻和估计,於是通过他在苏联官方的关系,杜伦迪弄到了去传说中发生饥荒的地区采访的通行证。

 

杜伦迪能被批准去这些禁区采访,使很多莫斯科的西方同行又惊又疑。

 

1933年九月,杜伦迪开始了他的调查采访,纽约时报发表了他的跟踪报导。他先去了北高加索,发表了三篇报导,从标题上读者们就可以感到开朗和乐观,例如"苏维埃正在赢得农民的信念","苏维埃公社的农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产富饶"。他斥责那些有关苏联饥荒的消息是一派胡言,传播那些消息的西方记者根本没有调查研究,他原来作出的200万人饿死的估计也必须收回。

 

但当他到了乌克兰的克拉可夫时,他的报导开始变调了。他承认有大规模的饥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体化,而是来自国际上的威胁:由於日本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去年苏联不得不从乌克兰调运大量粮食去东部边境,供应那里的军队。粮食调得太多了,影响到了乌克兰农民的口粮。当然农民对集体化的不满和消极抗拒也是原因之一。

 

杜伦迪的这次采访持续了10天,到了最後几天,杜伦迪的报导又开始回到最初几天的乐观态度:总的来说,虽然有饥荒,有饿死人的现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误,也有农民的消极抵抗,但农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克里姆林宫正在赢得这场集体化战斗的胜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伦迪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他的公开报导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苏联集体化图景。

 

他说在他所到之处,干部们几乎都被赶下乡去推行集体化和监督农民生产,但到处都可以看到长满了荒草的农田。政府许诺在集体化时用机器代替牲畜,但他看到的机器很多都搁在地里生锈,无人看顾。很多干部告诉他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到了组织武装匪帮的地步。他对饿死人数的估计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区就起码死了3百万人。在乌克兰情况更糟,人们就象苍蝇一样死去,很多农舍大门洞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骨瘦如柴的尸首。杜伦迪甚至说"乌克兰的血已经流干了。"至於苏联在193和1933年饿死的总人数,杜伦迪说起码有一千万。这是西方记者中最悲观也是最大胆的估计。

 

纽约时报一个叫安.迈克柯密克的流动通讯员这时来到莫斯科,同行们开宴会欢迎她。当她听到杜伦迪提到在乌克兰人们上百万地饿死时,她大为吃惊,问道:"瓦尔特,你不是开玩笑吧?真的有几百万吗?" 杜伦迪说"当然不是开玩笑,我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话:

 

 "不过他们都是俄国人"。

 

两个月以後,苏联和美国建交。杜伦迪坐著苏联外交代表团的轮船一路回到了美国。美国左派和自由派的媒体把他捧为为美苏建交立下不朽功勋的伟大记者,因为他告诉了美国人民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领导坚强有力,人民勇於牺牲,充满了理想主义,虽然生活苦一点,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国人懂得,除了忍受牺牲,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国家的强盛。

 

杜伦迪在论证这个个人牺牲换来国家强盛之间的必然关系时说,“要做鸡蛋馅饼,只能打破鸡蛋。”这句话现在成了经典,在为形形色色的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形形色色的人那里,它有形形色色的表述,但骨子里都是一个意思,不过都不如这句话精炼,实在。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杜伦迪的报导成为美国人民了解苏联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杜伦迪的报导中,虽然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反映了苏联生活的许多侧面,但在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上杜伦迪滥用了读者的信任,误导了舆论,例如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政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苏联人民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大清洗和大审判究竟是犯罪还是拯救国家等等。



  如果杜伦迪自己也被苏联政府制造的假象所欺骗或迷惑,那么别人便没有多少理由去谴责他。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在国际上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专门为外国来访者准备了许多模范单位。在沙皇专制时期,有一个叫波将金的大臣,为了讨女皇叶卡特琳娜的欢心,他布置了许 多模范村庄,专门在女皇出巡时给她看。这种波将金式的传统在西方眼中成为俄国政治的特色,被布尔什维克继承了下来。但是,波将金式的门面骗不了杜伦迪。他在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报告中对乌克兰等地大饥荒的规模和死亡人数的估计就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杜伦迪对苏联的了解可以说是很透彻的。他的一系列观察和预言都被历史所证实了。例如他在20年代初刚到莫斯科时就预言布尔什维克会保住政权,在斯大林刚被任命为总书记时就预见到他会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当时总书记的职位并不象后来那么重要,有点象中央办公厅主任,加上斯大林的名望远不如托洛茨基和很多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所以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党务总管和官僚机构的头目会成为政治领袖。杜伦迪还很早就预言托洛茨基和其它党内反对派会被击败,也预言斯大林将会废除新经济政策。

  

杜伦迪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和斯大林不了解。相反,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太了解了。他对苏联的这种敏锐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于他个性中和这个体制一拍即合的东西,即犬儒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新闻记者通过报道追求个人名誉,就和任何人希望通过职业努力获得社会承认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也和任何职业一样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杜伦迪把报导苏联作为自己谋取名利的天赐良机,这并不错,错的是他为此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

 

当时在苏联,斯大林政权需要一个在西方的传声筒,而在西方,虚构和维持一个理想社会的神话又成为对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中挣扎的人们的精神安慰,杜伦迪对这些需求十分清楚,因此在莫斯科和在西方都混得如鱼得水。在莫斯科,他受到苏联当局的特殊对待,有很多人后来相信他从苏联内务部那里领取秘密津贴。杜伦迪是个色鬼,但他其貌不扬,而且在一次车祸中断了一条腿,因此在一般条件下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但他的名声为他在莫斯科的社交圈和俄国年青女学生中施展身手创造了条件。他的秘书是个年青人,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五十多岁,装著一条假腿的杜伦迪竟然会有这这么多艳遇。在美国,杜伦迪也是新闻记者的羡慕对象。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就把他特意召到府上,专门向他请教俄国问题,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杜伦迪在新闻界鹤立鸡群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杜伦迪对苏联百般奉承的背后,是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极端蔑视。在公开报导中他用"要做馅饼就要打破鸡蛋"来为斯大林政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辩护。在背后他说得更露骨,上千万饿死的俄国人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俄国人"。

 

杜伦迪的这种态度在亲苏亲共人士中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很多人生活在西方,享受著自由民主和安全舒适的生活,他们并不愿意拿西方文明去冒险,搞什么社会试验,却希望看到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的人民把坛坛罐罐都打烂,重起炉灶,看看能搞出什么名堂。如果失败了也不要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穷光蛋,本来就在受罪。此外,这些地方的人都习惯了专制统治,在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下面再熬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不妨假设--这种专制是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我们可以在很多西方著名人士,例如英国的韦伯夫妇,法国的罗曼罗兰,甚至美国的爱因斯坦那里找到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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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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