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不列颠的书店里上市了一本将近1300页的大书，书名比篇幅气魄更大：《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不久，当书出第二版时， 问号被拿掉了。在仍然被经济危机困扰着的英国，很多人都想知道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被一个新的文明所取代，于是两年中这本书就销掉了4万册，同时还在美国大量 发行。

　   书的作者是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丝·韦伯。这对伉俪是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名流，费边主义的掌门人。这个主义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上 和社会主义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原来对布尔什维克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和用暴力消灭反对派的做法不以为然，一直批评苏 俄。1918年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邀请他们去苏俄看看，但他们轻蔑地说他们完全知道苏俄是怎样对待人质的。

　　　　20年代初列宁实行容许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新经济政策后，有个叫费利普斯·普莱斯的英国人从苏联回来后写了一本《我对俄国革命的回忆》，其中说苏 联有了变化，变得有点像费边主义了。不料比阿特利丝立刻反驳道：也许俄国人只配交给列宁去翻来复去地折腾，但"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要让它们去经受那些饥 荒、疾病、内战和都市生活的急剧衰败，以换取普莱斯先生所认为的费边社的理想，那是根本不值一提的。"

　　　　但从20年代末开始，韦伯伉俪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变了。西方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苏联同时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动摇了很多西方人对自由制度的信 念。原来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人纷纷箴口不语，而那些原来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更是开始用"不可避免的罪恶"来为苏联开脱。他们不管苏联使用什么手段，只是 对它的效果，即创造一个新的由理性主导的社会感兴趣。韦伯伉俪就是这样的人。1930年下半年的一天，他们破天荒地邀请苏联驻英国大使索科尔尼柯夫来宅上 吃饭，想当面听听这位大使对苏联情况的介绍，这位大使不失时机地建议他们亲自去看看。这次，苏联的邀请没有被轻蔑地拒绝。

　　　　但当时悉尼·韦伯是工党内阁的成员，不能以个人身份去苏联，于是这对伉俪等了一年多。其间，他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肖伯纳在1931年夏天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眉飞色舞，就像游历了仙境的阿丽丝，把斯大林的社会实验捧到了天上。这更吊起了韦伯伉俪的胃口。

　　　　1932年五月，期待已久的苏联之行终于实现了。韦伯伉俪在苏联政府的特别安排下来到莫斯科。他们在专供苏联高级外交官的寓所住下，和苏联外交部 长李维诺夫和副外长齐切林为邻，然后便在苏联作了两个多月走马灯似的访问。当时他们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比阿特丽丝途中患病，苏联政府为她安排了两个医 生，把她送到高加索度假胜地疗养，而悉尼继续风尘仆仆地周游红色俄罗斯，直到八月份回国。

　　　　韦伯伉俪是非常认真的学者类型的人，和随意萧洒的肖伯纳不同。他们在去苏联之前就雇了俄语翻译，把手头能收集到的俄文材料都翻成英文，就像准备国 事访问一般。在苏联时他们除了耳闻目睹，就是尽量收集资料，回国时带的材料足够一个学者消化一辈子的。回家后，他们谢绝了许多应酬，闭门在家整理成箱成捆 的材料。他们深知自己正在为一个在地平线上崛起的新文明建立第一座纪念碑，因此这个纪念碑的底座必须格外结实。

　　　　一个新文明是富于变化的，纪念碑的设计师必须时刻掌握这种变化，这样纪念碑才能有相宜的尺寸。在那一两年间，苏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 化，这是好事。但联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了，随着掀起了大逮捕。有人私下说暗杀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干的，那是苏联官方的说法，真正 的原因是在前不久的一次党代会上，基洛夫的得票数超过了斯大林。一时间苏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了。

        为了检验上次访问收集的材料是否可靠，也为了拨开笼罩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迷云，七十老翁韦伯于1934年秋天再次前往苏联。比阿特丽丝健康不佳，力不从心，只能留守伦敦。

　　　　一年以后，韦伯伉俪的巨著沉甸甸地放上了不列颠大小书店的书橱，很快又在欧洲和北美上了市。书由戈伦茨出版公司出版，这是英国30年代著名的左翼出版社，出版过无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书籍，斯诺的《西行漫记》也是由这个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

　　　　韦伯伉俪在书的序言中说，他们企图通过这本书解答西方人最关心的问题：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和苏联的哲学，苏联的动机与手段，最后要回答苏联是否已经代表了新的文明。他们要描绘苏联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为今后去苏联旅行和观察的人提供一个指南。

　　　　韦伯夫妇开篇就说：毫无疑问，苏俄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人类历史是一个无尽的冒险，无数种统治人的方法被翻来复去地尝试，而"在 全部社会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奋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由一群志愿的但又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天职感的社会精英领导的，他们的名 字叫做布尔什维克。韦伯夫妇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人为公共事务提供指导，在其他国家这种指导由贵族、教会、内阁、国会或者有钱人所掌握，但他们从不公开承认 这一点，只有在苏联，这个职能不但由一个精英集团自我任命，而且得到公开承认。

　　　　韦伯夫妇认为，这个叫做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集团也许可以被比作罗马和希腊东正教会，但它提供给成员的全部是世俗职位。它对社会的领导完全是通过说服 来实现的。为了保证纯洁性，这个精英集团不但实行自我监督，而且每隔数年进行自我清洗，有时多达五分之一的成员被取消精英资格。

　　　　对待科学的态度是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另一个根本区别。科学在苏联是信仰，指导一切事务。在党的指导下公共观点完全支持利用科学去节省劳动力和增 加生产，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按照科学计算来安排，不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也不会出现浪费。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对整个国家的需要和能力作出庞大而精确的 估算，这在西方被认为是超出了人类的能力的。在西方国家，科学家一直在为科学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担忧，在苏联，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被解决了。

　　　　除了科学，苏联社会也建立在普遍的平等上。私有制被废除了，工作既是社会服务又是闲暇，必须被分享，而且只有脑力和体力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劳动不再是下等阶级的苦役而是光荣和欢乐。苏联没有阶级，只有公民、生产者和消费者。这种平等也表现在普遍的参与上。苏联建立了一种新奇的代表制，和西方 民主完全不同。

　　　　虽然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让韦伯夫妇惊叹不已，但最使他们倾心和佩服的是这个制度不但全盘改造了社会，而且正在有计划地改造人。他们说： "苏联的 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的目的：不仅要为人民造福，而且要改造他们。" 苏联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对公民的行为的态度：其他国家是放任， 苏联是定下规矩。在莫斯科体育俱乐部的墙上，他们为这样一条标语而震撼；"我们不但根据科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而且根据它去修理人类。" 他们的这本书有厚厚的一章因此就取名为《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

　　　　苏联社会重塑人的社会工程始于儿童的发蒙期。八到十一岁的儿童必须参加"小十月人"的组织，十一到十六岁是少先队，十六岁以上是共青团（十四岁就 可以加入），参加这些组织都有仪式，新成员必须发誓（韦伯伉俪甚至在书中把每个誓词都照录下来）。参加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少年和青年有责任催促自己的弟妹 加入和他们的年龄相应的组织。每一个低一级的组织的成员都要使自己表现得能够被上一级组织所接受。韦伯伉俪引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对小孩子就要 在他们刚刚开始懂事时就把他们的心灵塑造定型。他们不但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这些组织，而且描绘了自己亲自旁听的第七届全苏共青团代表大会，说在那样热烈欢 庆的气氛下一个人要不感动是不可能的。

　　　　韦伯夫妇注意到，苏联道德的基础是一种普遍的负债感：任何个人一生下来就欠了这个社会的债，他们的一切都是由这个社会提供的，因此必须用自己的一 生去还债。这个发现使得韦伯夫妇惊喜不已，因为本来他们觉得苏联是一个否定基督教的社会，那么基督教所提供的维系社会道德的原罪意识也就没有了，道德靠什 么来维持呢？现在他们发现负债感完美地填补了这个空缺。不但如此，摩西十戒和东正教的教义都告诉人们什么是错的和不应该做的，而苏联的道德则强调什么是对 的和应该去做的，因此道德不再是消极的禁止而是积极的鼓励。

　　　　另外，韦伯夫妇还十分赞赏这么一点：在苏联，上帝真的死了，那种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道德和价值观也就消失了，苏联人强调对任何行为的判断都是 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因此道德与否取决于特定时间下的客观情况。他们引述一个叫法尼娜·哈勒的西方访客的话。这个女人30年代初访问苏联后出版了一本 《苏俄妇女》，在其中她说一个像苏联这样正在建立新秩序的国家，道德本来就不应该是固定的。韦伯夫妇说，对于党员来说，道德与否的标准完全看它是否有助于 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当然，连他们也觉得这种道德标准似乎有点过于武断，有些人听了也许会脊背发凉，于是踌躇了片刻，安慰读者说这种新的道德标准还处于 实验之中。

　　　　总起来说，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明显特征就是在一个完全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一切--包括人--都在接受改造，为人民服务取代了 对上帝的信仰，生产不为获利，人人都不想发财。如果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新的文明，那么什么是新的文明呢？韦伯夫妇落笔千钧地写道："如果你认为这种想法是乌 托邦的话，那只能说明两个文明之间的鸿沟之深。"

　　　　韦伯第二次从苏联归来后，除了整理书稿，就是奔波于英国各地的费边社团，介绍苏联的真相，反驳西方资产阶级对苏联的集体化、大清洗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等的攻击。

        比阿特利丝身体一直不爽，不能像丈夫那样四处出击，但她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有一次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她宣布整个世界的希望正在苏维埃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在那段时间里韦伯夫妇对苏联迷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凡是到他们的别墅参加过宴请、派对、茶会和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动的人都觉得有关苏联的话题无处不 在：他们喝咖啡时谈苏联，像是往咖啡里掺一点牛奶；饮下午茶时谈苏联，像是拈两块助茶的饼干；用正餐时谈苏联，像是享用一道法国大菜；散步时谈苏联，像是 拄着一根须夷不离身的拐杖。

         对这种痴情，比阿特利丝有一次自我调侃地说："老人常常不合情理莫名其妙地陷入情网，有时甚至会看上她们的专职司机。而 我们爱上共产主义苏联总要体面得多吧。"

　　　　韦伯夫妇这段黄昏恋既经受住了流言蜚语的打击，又没有被情人的朝三暮四和喜怒无常所动摇。西方舆论的嘲讽他们不屑一顾，斯大林大量处决党内反对派 以及和希特勒签订条约瓜分波兰也没有让他们灰心。1943年比阿特利丝临死前不久得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胜，她感觉十分欣慰，觉得自己毕竟没有看错人。

　　　　这种对斯大林主义坚贞不渝的爱情也算是西方左派对苏联单相思的一段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