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聚集了50万以上的群众在倾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纪念古巴革命十周年的讲话。卡斯特罗说去年的糖产量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但今年的目标是1000万吨，比历史最高水平还要多250万吨。

为此他号召全党全国总动员，城市的工人、学生、干部以及军队都要下乡参加收割甘蔗。这一年被命名为“决定性努力”的一年，日历也将有所改变，它将是18个月而不是12个月，因此将有两次而不是一次收成。同时，他宣布为扩大糖的出口以换取国家所需要的外汇，食糖要实行配给。

他通过扩音器问广场上的群众是否同意这种安排，群众报以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呼喊：“菲-德尔！菲-德尔！”。这种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在广场上的问答是古巴革命后创造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卡斯特罗称为“直接民主”，他说这不但比代议制要民主一千倍，而且它使得群众可以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4年才能“民主”一次。
　　

在广场上的人海里，有一批同样心潮逐浪高的美国青年。他们克服了重重险阻来到这个和自己的国家只差正式宣战的西半球革命圣地，和当地人民一起沉浸在欢乐和豪情中古巴领导人宣布的史无前例的战斗任务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他们商讨要组织“纵队”直接参与古巴革命，并立即向古巴领导人递交了决心书，只是还没有决定究竟从事何种具体工作。两个多月后，卡斯特罗托人传话表示赞许，并建议他们直接下到甘蔗地里，为实现1000万吨糖产做出贡献。
　　

同年夏天，一个代表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左派的委员会决定用古巴随处可见的口号“我们必胜”作为这个纵队的名称（“Venceremos Brigade”），组织美国左派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以实际行动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
　　

美国新左派运动史上极为奇特的一页就此揭开了。
　　

如果读一读根据头两批参加者的日记、采访、书信、文章和诗歌而编辑的《我们必胜纵队——与革命的古巴分担工作，分享生活的年轻美国人》（1971年出版，以下简称《我们必胜》），我们不但可以对那个火红的年代有一种比较近的感受，而且可以了解西方的另一种政治朝圣——不是以官方客人的身份，而是与古巴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力图达到同一精神境界。

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比较一下在同样艰苦的劳动环境下美国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过程，不但会找到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会发现一个更令人深思的共同点：在激进主义革命中，以现代文明为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原罪感是普世性的，它可以发在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家族、社会和历史联系的环境中，并不以有无贬抑或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传统为前提；而赎愆也主要是通过在严酷的体力劳动中和群体压力下的自我谴责或者精神自虐来实现。
　　

纵队的组织工作由全国和地区两级委员会负责，他们用多种方式从事宣传和筹款，主要是介绍古巴革命。在招募人员时他们要调查其背景，严防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被选中的人员还要经过一段训练期。在发给纵队成员的手册上详细规定了必须准备的个人国际旅行证件，组织者连携带何种个人物品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例如何种牌号的电池在古巴可以替换，军队的厚裤子最耐穿，以及镶牛皮的帆布手套是用古巴刀砍甘蔗时的必需，等等。

　　1969年11月，第一批人员（叫支队）共216人经墨西哥抵古巴，在那里砍了六周甘蔗，旅行了两周后乘坐由载运种牛（当时古巴计划培育出世界上产奶量最高的奶牛，从加拿大进口了大量良种牛与古巴本地牛交配）的货轮临时改装的客轮经加拿大返美。第二批687人部分乘坐送第一批返回的船由加拿大去古巴，部分经墨西哥达到目的地，其劳动安排与第一批相同。第三批次年8月动身，当时已过了甘蔗的收割期，古巴政府便把他们送到古巴未来社会的样板青年岛去受教育。60年代中期以后卡斯特罗说要把这个岛建设成世界最大的柑桔产地，到1970年其产量要超过以色列和北美的总和。在岛上劳动的主要是青年，实行供给制，基本取消货币。这个小岛和另一个“圣安德鲁斯公社”当时成了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和外国来访者的必到之处，也是纵队成员心神向往的地方。这种劳动为主参观为辅的方式后来成为每年每个支队在古巴的活动形式。
　　

在组织纵队前往古巴的过程中，组织者和普通成员都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多人被迫辞职、辍学，或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联邦调查局对纵队的活动派出大量探员跟踪调查，在纵队从纽约出发乘坐租来的大客车经新英格兰地区前往加拿大的一路上，警方不但如影随形，而且沿路事先通知商家旅店有一帮去古巴替卡斯特罗砍甘蔗的怪人将要路过，于是车队所到之处听到的尽是冷言冷语和恶意嘲讽，甚至路边的厕所也被锁上。

在另一路，纵队成员在墨西哥城的机场登上古巴客机之前通过海关时，联邦调查局派员等在那里摆出秋后算帐的架势在近距离内给他们一一拍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1971年还曾专门通过并出版过一份关于纵队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因此，当纵队成员看到哈瓦那港和何塞·马蒂机场如潮的欢迎人群和如森林一般高高举起的表示革命团结的拳头时由衷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一个成员在被采访中回答到了古巴有何感想时说: “一个人如果要成其为人就必须有家，必须生活在一个反映其心灵的社会中。在离开哈瓦那机场前往营地的路上，当我看到的第一个标语牌不是为可口可乐、凯迪拉克和口红做广告而是写着‘到越南去！’时，我知道自己到家了。”

这种家园感和对美国的强烈的拒绝在下面这个故事中表现得很典型：出了哈瓦那机场，在高速公路上他们看见前方有一个收费站横在路中央，他们本能的反应是: “什么？收费站？美国式的？在革命的古巴？不！不！难道他们要一只手高举革命的拳头另一只手收钱吗？”

      使他们欣慰的是，当汽车驶过时他们看到这个革命前留下的小屋早已被废弃了。

另一个和美国的一切对着干的极端事例是当他们在食堂用餐后，就要不要收拾桌子引起了一场争论。在美国养成的习惯是把自己的杯盘清理掉，但现在有人提出了异议：在美国清理餐桌被认为是低下的工作，因此自己收拾杯盘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而在革命的古巴，一切工作都是平等的。讨论的结果是应该用留下狼藉的餐桌来表示与美国和旧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以及和古巴服务员之间的新型同志关系。

　　然而，这种激烈的情绪也许正从反面暗示了要摆脱他们成长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困难。正如书的编者所指出的：本书所有材料的中心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对每一个成员来说，古巴之行收获的大小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心悦诚服地改造自己，这是两种世界观和两种生活方式的较量。从纵队成员踏上古巴客轮的那一刻起，这种斗争和较量就开始了。他们被分为20多人一组，每组配数名古巴人（都是普通工人或水手，有的还是黑人）作为领导，每隔几天开一次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小组会（这种组织形式在劳动和参观中一直保持下来）。

对于纵队成员来说，服从领导和接受训练（集体纪律）是一个特别的挑战，这不但因为他们是以从小就放纵个性出名的美国人，更因为他们在国内从事的运动就是以否定一切权威为特征的，当时甚至有一句话叫做“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带着这样的背景，现在怎么会轻易接受一个新的权威并否定自己呢？何况发号施令的人来自第三世界，在种族和社会地位上向来没有任何优越感（当然和前一点不同，这后一方面主要是心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因为他们在国内的运动就已经以种族平等为目标了）。

很多人的体会是：要克服这种对新权威的反感，必须完成对革命的从道义上的拥护到政治上的认同的转变，必须真正承认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比自己远为纯正的革命家，不论他们是古巴人，越南人或是朝鲜人，也不论他们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如何。读到这些文字，不禁令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对此有着更为形象的表达，叫做彻底放下架子，真正拜工农为师，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是艰苦的劳动。起初纵队成员对劳动的反应——用古巴人批评他们的话来说——也是典型“美国式”的，即个人竞争的方式，急于表现自己。古巴人教育他们要学会集体劳动，不但自己要干好而且要帮助别人，这是社会主义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区别。

然而当开始几天带着欢乐和豪情扑向甘蔗地的热情消退以后，劳动对每个人都渐渐变成了苦役。每天八小时在热带的烈日下戴着草帽和帆布手套，穿着厚衣服，挥舞着沉重的古巴刀与长得密密层层，又高又壮的甘蔗搏斗。甘蔗地里又热又潮又闷，是各种蚊虫理想的滋生地。多数纵队成员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除了修草坪从未干过如此沉重的体力活。渐渐地，他们夜晚的梦中也满是甘蔗，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拖越长，很多人希望下雨，甚至有人谎报病假或偷偷溜回帐篷。一个成员在日记中这样说：“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是越来越困难了。共产主义难道仅仅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吗？”

古巴人对这种活思想当然看在眼里。他们宣布病假要有医生证明，此外周六的小组学习会重点讨论劳动态度，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卡斯特罗来到纵队营地，他把砍甘蔗的劳动赋予了革命意义，说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没人天生喜欢砍甘蔗，每天砍十小时的古巴人也不是超人，他们需要意志力去完成劳动任务。他自己经常故意把会议和公务安排在砍甘蔗之后，使自己找不到理由逃避劳动。1000万吨糖（这个指标本来从未完成，官方宣布差150万吨）是一场反帝斗争，它将向世界显示根据社会主义觉悟来劳动将会创造甚么样的奇迹。他还指出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

在这样的教育下，加上古巴带队者的以身作则，多数美国人的思想认识真的起了变化，有人这样说：通过这一次的锻炼，今天每看到一勺糖，他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其中凝结了多少劳动。正像一个古巴人说的：“革命前我们流血，革命后我们流汗。”

       实际上，这里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改造知识分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劳动崇拜。沉重的体力劳动不但具有实用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改造人的功能。在劳动过程中知识分子从肉体的痛苦中无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体力的无能和灵魂的自私，不但在道义上怀疑和反省自己过去赖以生活的手段，而且在人格上承认自己低于体力劳动者，从而在精神上对革命彻底缴械。

在中国的文革语言中，这就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如果说，在纵队成员的眼里古巴有什么东西最集中地体现出两种社会的区别从而使得他们可以时时处处用来作为改造自己的参照的话，那就是古巴人。在劳动中，他们承认和古巴人相比，自己似乎什么都没干，有人甚至怀疑：“古巴人会感到疲劳吗？”在访问古巴家庭的时候，他们为古巴人低标准的生活而吃惊。几乎每样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给，每人每年只有一到两双鞋，两条长裤。卫生纸已经两个月没货了。中午开始停水，碗盏都堆在水池里要等到晚饭前才能洗，厕所也没法冲。每家都有一叠定量卡，但商店里要么空空荡荡要么就是排起长队。

“这些都不重要，”一个成员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在他们访问的一个家庭中有三个子女，老大刚砍了一个月的甘蔗回来，每周六还要下乡种土豆；老二负责一个图书馆，每晚加上一个周五去咖啡地；老三在客人到来的时候匆匆离开餐桌去主持一个纪念列宁的仪式。他们都快活而兴奋。

另一个被采访的古巴青年说10年前他只有13岁的时候就参加政府组织的运动下乡教农民识字，告诉他们什么是革命，怎样实现农业改革法，等等。无论什么时候，当他们问古巴儿童等他们长大时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他们怎么办时，孩子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 其他国家需要我们！这个回答使他们想起了他们最崇拜的格瓦拉。

      1977年美国《民族》杂志的一位记者跟随那年的纵队在古巴参观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并观看病人表演的歌舞节目时听到一个纵队成员对其他人说: 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觉悟都比美国的正常人要高。没有人表示异议。
卡斯特罗在视察营地时曾经对纵队成员们说: 人类至今为止还生活在史前时代，只有扫除一切罪恶和不正义，才会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纵队成员的说法更为夸张: “古巴是一个历史从那里开始的地方。对于来自史前时代最黑暗之处的访问者，古巴就像磁极一般引导着我们。”

然而，类似的过头话自20年代起在西方前往苏俄的朝圣者中就有人说过。问题是说过这些话以后，他们仍然要回到那个黑暗的、他们深恶痛绝但又十分习惯的社会中去。和他们的朝圣者前辈不同，纵队去古巴的目的不是“看”而是“干”，并在干中改造自己，为回美国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那么，六周的劳动和两周的参观真能让他们炼成金身，回美国以后刀枪不入吗？

从《我们必胜》一书中看并非如此。有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比较激愤，说只要听听迈阿密的广播就会觉得再要回美国是多么困难；另一则是比较悲观，说相信多数人回去后将会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其实它们是从两个极端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忧虑或者说预感：美国社会对于他们所向往的那种革命具有可怕的消解力。问题还并不在于能否发动群众，而在于他们自己能否入污泥而不染，或者在长期的孤独和歧视下仍矢志不移。

实际上，《我们必胜》的编者们（也是纵队的组织者）在序言中已经从反面不自觉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他们说这本书“对我们必须在哪里培养自觉的革命觉悟和意识作了强有力的表达”，纵队为运动的参加者提供了一个“标准的”革命环境让他们把斗争热情带到日常生活中。书中不但总结出美国的价值观是发展命潜力的最大障碍，而且一再出现这样的感叹：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古巴人的领导和监督下，革命的心理和习惯才能培养起来。换句话说，在古巴严格甚至严酷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革命觉悟反而成了温室里的花朵。

       毫不奇怪的是：当纵队成员结束古巴之行回到美国后，他们并没能把在古巴吸取的热和光在周围辐射出来。如果说这是他们的过错的话，那么他们唯一可以被责备的是选择生活在美国。这是一块可以让像他们这样的革命种子生存下去，但却无望开花结果的土地。

而且，在纵队成员之间，能把他们再度召唤在一起的也并不是在美国的共同斗争，而是报名参加新的支队重回古巴，去暂时抚平由于社会的冷漠而带来的心理创伤。此外，和当年一样的是，纵队也成了能把形形色色的左派联合在一起的唯一组织，古巴之行使得他们暂时忘却了彼此之间关于如何革命的无休止的争论。年复一年，纵队成员数量逐步缩小，老面孔越来越多，在美国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民间组织中声音越来越微弱，以至于很多曾经对它印象深刻的人今天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它仍然存在。在英特网上打出“Venceremos Brigade”之后，这个名称便会跳出来，它在加州的奥克兰。在电脑屏幕上，它夹在旧金山湾区和伯克利的一大堆左翼右翼以及无所谓左右但同样激烈地反现存秩序和心理习惯的千奇百怪的组织之中。但它的宗旨简略到几乎只有一句话：努力迫使美国政府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和组织美国人去古巴旅游——而不再是砍甘蔗。

(写于1998年)